在此轮疫情中，很多朋友发现，在很多处于隔离中的人为一餐一食发愁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什么也不缺，大鱼大肉，饭店给做好了送上门。我们说这次疫情暴露出很多社会问题，而其中之一，就是撕掉了围在每个社会成员在面临基本生存问题时并不享有平等权利上面的那块遮羞布。实际上，无论何地，每次危机的爆发，不论是战争还是瘟疫，大多数普通人面临的困难更多，处境更危险；也不止在当代，回顾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古代人类的骨骼、丧葬习俗和DNA，发现了大量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证据。

年11月26日，英国的埃及古物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Carter）在法老图坦卡蒙墓室密封的门口打了一个小洞，通过这个洞可以插入一支蜡烛，从而照亮内部。随着他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他辨认出一个三千多年没有被打扰过的房间。

图坦卡蒙生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法老，有证据表明他是被仓促埋葬。三具嵌套棺材中的第二具，似乎原本是属于别人的。然而，他木乃伊的内棺是用纯金制成的，重约公斤。

卡尔斯·拉卢埃萨-福克斯（CarlesLalueza-Fox）是西班牙巴塞罗那进化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教授和古基因组学实验室主任。他参与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并领导了对一位有年历史的欧洲狩猎采集者的基因组的首次检索。他在《不平等：一部遗传史》一书中说，考古学家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了解过去文明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们的发现，两个极端的图景——国王的巨额财富和普通百姓的艰难生存——呈现在我们眼前。

历史只告诉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考古学的工作自然而然地包括了记录和研究古代社会不平等的演变。

研究这种不平等首先涉及到如何识别和量化的问题。最明显的方法之一是评估存放在坟墓中的物品的差异。但装饰华丽的坟墓可能不仅仅是社会分化的证据；相反，它们可能是试图展示家庭与其他亲属关系的重要性和区别——一种在现实中可能不存在的社会重要性。此外，社会分层可以基于财富，也可以基于个人声望和权力。因此，通过比较带有物品的坟墓和没有物品的坟墓来评估社会差异并不总是可行的。

一些考古学家试图运用经济学原理来研究特定地点的社会差异。由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塞缪尔·鲍尔斯（SamuelBowles）领导并于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试图通过在考古记录中的大量地点应用基尼系数（一个最常用于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数字）来解决这个问题。

鲍尔斯研究的考古记录来自欧洲和美洲，包括许多著名古代城市，例如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atalhyük）、意大利的庞贝和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研究人员测量了房屋的尺寸，作为财富的估计指标。

研究小组发现，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基尼系数很低——大约为17（基尼系数范围为0到，系数越小，代表贫富差距越小）。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游牧社会中可以携带的物品很少，因此，狩猎能力等个人品质更为重要。这并不意味着有些人没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物质文化可能是如此贫乏——或者与我们对地位的看法如此不同——以至于很难找到过去狩猎采集者之间的社会差异的证据。

到了古代农业社会，科学家发现，基尼系数估计在35到46之间。其中，最显著的差异来自欧洲社会和美洲社会的比较，后者在基尼系数上更加平等，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具有高度等级性，例如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差异的根源可能是生态学，因为与只有狗和火鸡的美洲相比，欧亚大陆有更多更大的动物需要驯化，例如牛、马、猪、绵羊和山羊，而仅凭这一特质就创造了一个积累财富的差异系统。

例如，在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房屋的尺寸高度标准化，而且都非常相似。在阿兹特克社会，即使有可怕的将人类作为牺牲的习俗，但在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之时也比年后的墨西哥更加平等，当时欧洲统治者创造了土著居民在半奴隶制下工作的监护征赋（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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