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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与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进人了新的阶段一一青铜时代。公元前年左右，首先在中国西北地区，然后在北方、东北和中原地区，最后在东部沿江海地区，自西而东掀起了青铜之风，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一次革命性提升，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商、周（西周、春秋）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商、周时代以其璀璨、神秘、独特的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它直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地位。
纵观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可以分为萌生期（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育成期（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13世纪）、鼎盛期（公元前13世纪一公元前11世纪）、更新期（公元前7世纪一公元前年）与衰落期（两汉以后）。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我国古代夏商周时期青铜文明发展情况：
夏朝初年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夏朝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一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中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商代的青铜器在种类上已相当丰富，总体的时代风格显得浑宣重、精美繁复，合范技术达到顶峰。以酒器为中心的器用制度基本形成，完整的礼器组合再现了商代王室贵族日益繁缚的礼节和身份等级制度。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造型厚重高峻，纹饰繁复多样，并以兽面纹等想象动物为主要的装饰母题。
西周时期鼎的数量很多，是当时青铜礼器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式也有相应的变化，西周早期鼎的形式与商代晚期相近，中期的变化样式多一些，晚期稍有变化。有些鼎上有铭文，圆腹大鼎如大孟鼎、大克鼎等都有涉及西周史实的长篇铭文，造型典雅、庄重，代表了西周时期青铜艺术的杰出成就。
春秋至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大国的崛起，青铜器的生产工艺创新成分较多，总体风格清新，区域特色显著。青铜器出现或流行刻纹刻字、错金错银、填漆漆绘和鎏金镀锡等新的装饰工艺，传统礼器在青铜器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新的器类不断产生且不断发生变化。
到了战国中后期，铁器开始在许多遗址和墓葬中被发现，说明铁器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昭示着铁器时代的来临。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可能并没有普遍使用于社会生产，与之不同的是，铁器出现的肇始，其基本功能便得到了发挥。铁器工具迅速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铁器时代表现出与青铜时代颇为明确的社会差异，这一点在考古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昭示了青铜时代的衰落与终结。
青铜器的造型种类非常丰富，有大家熟悉的鼎、鬲、瓶、甑、釜、簋、篮、盛、豆、孟、敦、筠、倚、部、尊、卤、爵、角、觚、触、壶、觥、斗、方、彝、委、彝、要、勺、鉴、匹、盘、匹、缶、钟、饶、刀、矛、剑、斧、戟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叫不上名的器物，一言蔽之，真可谓百姿千态、丰富多彩。
青铜礼器
礼器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伐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具，其使用的规格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用以表明使用者的地位、身份、权力。早期礼器主要用于与天地鬼神之沟通，如《礼记．礼器》中记载："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祭祀上神与先祖是先秦时期国家的任务之一，通过祭祀，与上神和先祖沟通，希冀得到福佑和子孙后代的延续。这不仅是中原华夏之民的风俗，也是周边各个族氏的共同任务。
青铜礼器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其类型一般分为六大类：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鼎：据《说文解字》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把三足、两耳的炊器叫作"鼎"。由于"鼎"是中国古代器物中的一个类别，除了三足、两耳的普通样式外，还有四足的方鼎、分裆或连裆的类似于"鬲"的鼎，因此将所有这些统称为"鼎"。
鼎是早期中国的第一礼器，首先出现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距今多年在中东部各地已经初步形成以陶鼎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距今年以前的夏朝晚期在二里头遗址已出现铜鼎，在周代的贵族墓葬中，随葬鼎、簋等礼器的数量因为墓葬主人级别不同而有明确规定。
最早的"鼎"是作为炊具，在新石器时代的磁山文化中老官台遗址也有出土，并向东西南北演进，成为饮食器具的核心。陶鼎用作炊食器主要是在新石器中晚期至夏商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到商代，在社会上层，陶鼎逐渐为青铜鼎所代替。商周时代的青铜鼎，多数不是直接的烹煮器，而是作为盛食器，而其中盛放牲肉用作祭祀的鼎是最重要的礼器。商周青铜鼎的铸造，由复合多范铸造发展到分铸法铸造，加强了青铜礼器是以鼎和酒器作为主要的组合。
自周朝以来，以鼎为核心，与管豆、高为配伍组合，成为礼仪制度的象征。何休注疏的《春秋公羊传．恒公二年中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天子九鼎所享用的食物是：牛、羊、系、（干）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八篮主要是盛放五谷饭食等。另外，天子九鼎八篮还要配二十六豆，诸侯七鼎六篮配一十六豆，卿大夫配八豆，而下大夫配六豆。以此类推，不一而足。
考证表明，不同青铜器有着不同功能，其文化内涵也大不相同。以大家熟知的鼎为例，因其具有国家的象征而最为贵重。《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楚庄王想统一天下，有意询问周定王的使臣鼎有多大，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勃勃野心被暴露得一清二楚，遂有了问鼎天下的故事。鼎是国家、王权的象征，极其神圣，所以问鼎是不允许的。历史上黄帝在河南三门峡灵宝一带铸三鼎，象征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大禹治水——画像（太原河津龙门村）九鼎与九州
夏朝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王朝，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大禹铸九鼎则代表着夏王朝统治下的祖国九州大地。相传，禹治理洪水有功，接受帝舜禅让，继承部落首领。在诸侯的拥戴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或在安邑、平阳、晋阳），国号为夏。夏建立后，大禹在涂山召开诸侯大会，各方诸侯都带来了朝贺的礼物，大国献玉，小邦献帛，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礼谢诸侯后，对各诸侯又重加赏赐，并申明贡法，要求务必按照规则缴纳。同时，大禹也表示要竭力保护各诸侯国的权利，使其不受邻国侵犯。涂山大会之后，诸侯们高高兴兴分道而去。为表示敬意，各方诸侯常来阳城献"金"即青铜，后来，九州所贡之铜年年增多，大禹想起从前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为了纪念涂山大会，就准备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青铜，铸造成九个大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又迁于周朝的镐京。后来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九鼎作为镇国之宝、传国之鼎仅传三代，后因周朝末期战火频发而神秘失踪，至今不知所在，成为千古之谜。
四羊青铜方尊（商）商四羊青铜方尊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炭河里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四羊青铜方尊出土于炭河里遗址，该遗址在宁乡黄材镇西5千米，黄材水库下游沩水与塅溪交汇处的台地上，据城内出土文物陶器群特征判断，古城始建于西周早期，繁荣于中期，废弃于晚期，存在余年。据现有资料可以断定，炭河里青铜王国是周初北方商族的一支南迁后与当地古越人相结合建立的民族王国，约在西周后期衰亡或灭于楚。
商四羊青铜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千克，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巧夺天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商四羊青铜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商四羊青铜方尊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这件器物它反映了殷商时期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平，从成分来看，铜占76.69%、锡占21.97%、铅占0.21%的加锡铜基合金，即用复杂的冶炼技术而生产出的具有特殊性能的青铜，这在冶金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利”青铜簋（西周）簋（guǐ）用作一种古代食器，也是重要的礼器，铜器铭文作"既"。在祭祀和宴飨时，它和鼎配合使用，用来盛装黍（荞麦）和稷（小米）做成的饭。《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篮簋，实之陈之。"汉郑玄注："方曰篮，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簋作为一种重要的盛食器，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簋，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年前的大溪文化中，随后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庙底沟文化、龙山文化中皆有出土，湖南辰溪松溪口遗址中出土有45件陶簋，河南灵宝西坡墓地和湖北江陵县毛家山遗址等仰韶时代遗址也有出土。
青铜簋，最初是商周时期贵族盛放食品的器物，后来演变为重要的青铜礼器。商周时期王公贵族们有重大庆典时都要铸鼎、簋等礼器来铭记。我国自古就讲究礼仪，天子在大型祭祀和宴乐中杀猪宰牛，用九鼎八簋盛放肉食献给祖先、神灵，大宴群臣。按规定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
西周时期是青铜簋的盛行时期。西周等级森严，列鼎铸造时，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沿袭的象征，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簋与鼎等器物的性质一样，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成为标志贵族等级的器物。按礼规定，列鼎呈奇数组合：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西周中后期，青铜工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铜器生产追求数量的累积，工艺趋于简易。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簋沿袭西周晚期形制，没有根本的变化；至春秋中晚期，簋不甚流行，仅在传统的礼制中有所发现，但是形制有较大的变化；至战国，簋基本上已退出青铜礼器的体系。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簋数量不多，基本形制不再分类而归纳为十式。
青铜爵（夏）爵：古代饮酒器，深腹，前有倾注酒的流，流和爵口相连处饰有柱，后部口沿收缩成尖状的尾，腹侧有黎可执，下有三锥形足。爵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之一，公元前—年（夏朝），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出现青铜礼器爵，其使用盛行于商代和周朝初年。二里头时期的爵属最原始的具有模仿陶爵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爵的各个部分表现出不同的演化。商代早期盛行扁体分段平底爵，流很狭，底部三锥形足无法使器物产生稳定感，形状不够成熟。商代殷墟早期除扁体的平底爵外，开始盛行杯形体的圆底或折底爵，也有杯形的平底爵，杯体有直简形和上小下宽的，其杯体的长短也有不同的规格。殷墟中期，盛行上述各种爵的演化式样。殷墟时期爵的流部显著加宽，长度缩短，流与器口相连处的柱由钉状的锥形变为立柱，而且有后移的倾向，尾部则较前加长。三足呈较粗的锥形，支撑方式多呈不同程度的斜角。商代二里冈期和殷墟早、中期都出现了少量的单柱爵，所谓单柱，是两柱接合成一柱跨立于流槽之上。
“颂”青铜壶（西周）壶是盛饮料大口器的通称，《辞源》解释为："盛饮食的器具．....．后泛指大腹可盛流质的器物"，作为我国最古老的饮酒盛器之一，存在了8-9千年，由古到今，形状和用途变化较多。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盛酒的器具，一类为盛水的器具。《说文·壶部》:"壶，昆吾圆器也，象形。从大，象其盖也。"所以最原始的壶，应该是由葫芦制成的。后世仿制的这类细颈、球腹、小口的盛液体食物的容器都称为壶。壶出现较早，用途很广，造型变化较多，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壶大多只有主体，即口部、颈部、腹部和底部，或者少量添加环钮和提梁，体量较大。
青铜壶是诞生于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始见于商代中期，流行于西周至汉代。其壶形体较小，整器呈椭圆形，垂腹，圈足，盖顶有捉手，铭文自名为饮壶，故为饮酒器。器、盖四边皆有勾曲的棱脊，盖沿和圈足各饰对称弯曲的蛇纹，器颈饰对称的鸟纹，盖面及腹部饰对称的变形卷体龙纹，全器以细雷纹装饰。
三轮青铜盘（商）商周青铜礼器代表了先秦时期社会生产技术的最高水平，它们是先秦时期社会礼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物化形式。青铜壶饮食器具作为造物的存在，借由物的形态，承载着从生产工艺、生活习俗到符号寓意、审美意象及思想文化内涵，并形成了一种新的饮食风范。
崇阳铜鼓（商）铜鼓是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青铜重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沿用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铜鼓的使用地理范围广泛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重庆、海南等8个省份，以及泰国、缅甸、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铜鼓作为青铜器中的一员，与整体青铜器相同的是，它们都是铜锡的合金。然而，铜鼓在青铜器中又有其特殊的地位，在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千百年来铜鼓业已成为一种多功能的青铜器，它既是乐器又是礼器，也是财富的标志，权力的象征，乃至战争中号令部众的工具等。在云南少数民族中，铜鼓已成为"国之重器"，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有（铜）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铜鼓已经成为这些地区民族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铜鼓是低频响器，而"频率愈低，在空气中传播愈远",因而适合远距离传递信息。在丛林密布、山陡水急、交通极不方便的地区，在现代化通讯工具普及之前，信息传递不灵成为人们生活中很大的困扰。铜鼓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同一地区或同一部族特殊的鼓语，传递着特殊节奏的声波，形成一张无形的通讯网，部分满足了人们在这方面的要求。正如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说：铜鼓"会集击之．声闻百里以传信"。铜鼓很早就被用来作传信工具。据晋人裴渊《广州记》载：当时居住在岭南地区的俚僚在打仗的时候，就是用敲击铜鼓的方式召集部众，"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西江流域铜鼓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伴随着西江流域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走过了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烙下了浓重的民族烙印。同时，得益于山脉河流众多，相对闭塞、自给自足的地理环境，西江流域地区成了全世界铜鼓收藏数量最多、包含铜鼓类型最全面、使用铜鼓时间最长的地区，在世界铜鼓文化圈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世界铜鼓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
青铜编钟（西周）编钟是中国汉民族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是钟的一种。早在年前，中国就已经发明了编钟，斜挂的钟称为甬钟，直悬的钟称为纽钟，成套的钟称为编钟。最开始的编钟多为3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有9枚一组和13枚一组等等。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编钟兴起于周朝，盛行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年，湖北随州南郊擂鼓墩的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镈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质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4厘米、质量为．6千克，全套编钟总质量在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演奏时乐队由几个人组成，用6只丁字形木锤敲高、中音，用两根长形木棒撞低音。经声学专家研究，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的定音频率为．4赫，与如今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等。
曾侯乙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编钟虽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打击乐器，但其音质、音准、音色等方面，绝不逊色于：排鼓、大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钵等民族打击乐器，也不逊色于：定音鼓、马林巴、铝板琴、大军鼓、小军鼓等西洋打击乐器，更不逊色于架子鼓等爵士打击乐器。
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人民聪明智慧的杰出体现，更是将周朝建立的礼乐制度发展到了极致，被称为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证明中国历史上已成功解决了一钟双音在物理学、音乐学、铸造学上的一系列难题。它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先民在偶然发现和利用自然铜（红铜）的基础上，历经漫长的探索实践逐步掌握了青铜的开采、冶炼和铸造技术，并因其熔点低、易锻造，铸造器物具有硬度高、杀伤力强的特性，而开始应用于生产、生活、狩猎、战争等诸多领域，由此推动着人类社会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越绝书》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减"。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分为冶炼和铸造两大部分。冶炼是青铜器制造的一道重要程序。首先是选取原料，孔雀石是用来冶铜的矿物原料，锡矿石和方铅矿分别用来冶炼纯锡和纯铅。然后就是熔炼，先分别炼出铜、锡、铅，再将三者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进行第二次熔炼。最后是铸造，这最后成形的关键一步。夏商周时期，铸造器型复杂的铜器多是采用石范铸造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里出土的马家窑青铜刀，其虽是青铜冶炼工艺的初级制品，但足以证明在中国五千年兵器的制造、使用和发展，反映着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的生产力是军事上每一种新成就的前提，最先进的技术也常最先用于制作兵器。青铜兵器的出现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从出现伊始就烙印上了原始战争的印记。战争从本质上讲，是各方军事对抗下的各自生产力相抗衡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并在兵器上得以物化和彰显。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青铜兵器大体有戈、戟、矛、钺、剑、刀、镞、弩机等八类。
青铜剑及鞘（西周）青铜剑始于商代，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青铜剑一般是铜、锡合金冶炼制作而成的。我国青铜剑的创造及其发展历史，约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是高峰阶段，嗣后，一直延续到秦汉。古代贵族和战士常常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西周末期至东周早期，战争频繁，剑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稀世珍宝，许多名剑和制剑大师的名字也从此流传百世。近代考古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的发现，更是震惊中外，成为稀世之宝。
青铜刀（商）装有长柄的砍斫武器刀，在商代就出现了。戈是从收割作物用的刀发展而来的，其使用方法与刀相仿。它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也最具特色。
青铜戈、金银冒、鐏（西周）戈是古代的一种兵器，青铜制，横刃，装有长柄。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其突出部分名援，援上下皆刃，用以横击和钩杀，勾割或啄刺敌人，因此，古代叫做勾兵或称啄兵。
青铜镞（夏）青铜镞（zú）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用弓弹发可射向远处。青铜镞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夏代）即已出现，属最早出现的青铜兵器之一。其形制较多，主要有双翼、三翼与三棱三类，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战国时期，远射的三棱矢镞已改成铁铤。
青铜钺（商）钺（yuè），古代兵器，青铜制，像斧，比斧大，圆刃可砍劈，商代及西周盛行。最常见的青铜兵器钺是用于斩杀的刑具，因而又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古代王者出师，手中常持钺。
青铜矛（西周）矛是用于冲刺的兵器。把矛装在戈柲的上端既可刺又可勾杀的双重性能兵器称之为戟，西周时代出现了矛戈混铸成一体的十字形戟，战国流行卜字形戟；到了秦汉，戟变成了“片”字型，如三国时吕布“辕门射戟”的戟，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武器。
青铜合铸戟（西周）戟(jǐ)，是戈和矛的合体，也就是在戈的头部再装矛尖。具有勾斫和刺击双重功能的格斗兵器。最早的戟出现于商代，西周时期出现了整体铸造的戟。戟的出现在我国推动了战国时期的到来。戟一方面作为仪仗兵器，一方面作为从先秦至秦汉魏晋军中装备的制式装备。四年相邦吕不韦戟7年出土于兵马俑坑中，由青铜戈和矛以及木柄组成，全长2.87米，是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保存完整的青铜戟。
青铜弩（战国）弩（nǔ）是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最早见于战国。弩是古代的一种冷兵器，是古代兵车战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步兵有效克制骑兵的一种武器。弩也被称作“窝弓”、“十字弓”。古代用来射箭的一种兵器。它是一种装有臂的弓，主要由弩臂、弩弓、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虽然弩的装填时间比弓长很多，但是它比弓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强，命中率更高，对使用者的要求也比较低，是古代一种大威力的远距离杀伤武器。强弩的射程可达米，特大型床弩的射程可达千米。按张弦的方法不同，可分为臂张弩、踏张弩和腰张弩等，还有能数箭齐射或连射的连弩和装有数把弩弓的床弩。
青铜器作为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与华夏文明的初始进程血脉相连，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与浩瀚广博的文化内涵，亦为后世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佐证。作为青铜器重要组成部分的青铜兵器，其不仅在历史的演进中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力，也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递进中完成了自身的兴衰嬉变，并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战争、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然而与青铜礼器的深入系统研究相比，业内对于青铜兵器的研究则多集中于个体研究及冶炼、铸造工艺等领域。今梳理其兴衰煊变脉络，探究其与国家统治、军事战争、社会发展的关联，希冀可为相关研究以作良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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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的青铜器》作者：徐日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晋源区藏部分青铜器保护与研究》作者：韩革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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