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伦理学上的一个思想实验，“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铁轨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会压死他们。而你可以选择拉下控制杆，让电车驶向另一个轨道上，问题在于，疯子在另一个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请问，你要如何选择？”

这个实验非常著名，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花样繁多的版本，例如要不要把一个超级大胖子推到电车的轨道上帮助刹车，以至于“电车难题”成为了“道德两难问题”的代名词。

有非常多对这个问题的解读，例如为什么支持选择变轨，选择变轨之后是否需要承担杀死一个人的责任，人在何种情况下会选择变轨，为什么道德直觉和理性之间会出现相反的判断等。

如果说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很多人看来，还只是学究在研究“茴”的写法到底有五种还是六种，随着智能驾驶这项技术的推广，人们真的为AI制定了紧急情况下的判断规则。

愿或不愿，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已经开始改变生活。

这个问题在回答的那一刻，无论你的选择是救五个人、救一个人、当作没发生过，主观选择和客观结果之间都构成了一个因果联系，也就是说，总有人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死的。

也就构成了电车问题中，和主体的自由意志绑定的必然罪恶。

今天我想聊的其实是这个话题，这种罪恶的来源是哪里。

在这个故事里的话，罪恶并不诞生自人的选择，人只是在选择让哪一种罪恶发生，罪恶来自那个把人绑在电车上的疯子。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轨道出来时，他就已经杀死了一个人。

进一步的拓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抽象的思想实验中，疯子只是一种指代，它在现实里最直接的指代，就是向你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是所谓的“哲学家”，他们以疯子隐去了自己才是“虚拟罪恶”的创造者，让人混淆了选择罪恶和创造罪恶之间的区别。

如果只是想到这里的话，大概不会写这个东西。

我们再往前引申一步，哲学家为什么要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当然了，人吃饱了就会做一些无聊的事，可能本来就是没什么道理可讲。

但传播学上来讲，世界上比这无聊的问题多的多，为什么是这个问题被广泛传播了？因为它激发出了人们的某种认同、某种需要。

因为我们感同身受，我们渴望做道德上更好的人，却又经常感到不得不做恶的窘迫。

而当代的文明社会，人们在思想上争论罪恶诞生的源泉，寻求一种消灭罪恶的可能性，但思想上的迟疑并不会影响实践上的果决，法律把所有的恶都判给直接导向它的自由意志。

没有一个法官会把偷窃罪判给贫穷，都只是因为小偷的软弱。在制度变迁之间，可能法律本身会荡然无存，但只要道德还在以法的名义运行，便是历来如此。

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写过一段话，“如果问题本身是荒谬的，并且所要求的回答又是不必要的，那么这问题除了使提问者感到羞耻之外，有时还会有这种害处，即诱使不小心的听众做出荒谬的回答，并呈现出这种可笑的景象，即一个人（如古人所说的）在挤公山羊的奶，另一个人拿筛子去接。”

这段话写的非常漂亮，譬如电车难题这样的问题，“问题本身是荒谬的”，“要求的回答又是不必要的”，自然就产生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但我们在最开始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或许是荒谬的，但它是现实的，智能驾驶真的要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根据规则去做出选择。

如果现实本身就是荒谬的，现实里的罪恶又能从何而来。

只有上帝赋予人类的原罪。

这里的上帝不是神学上的概念，是本体上的概念，也可以理解成宇宙的创造者，或者唯物主义者可以理解成，是宇宙中运行的自然规律。

因为人类要繁衍下去，个体要生存下去，掠夺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当世界把人设置成需要能量维持的有机体时，掠夺就构成了人存在的基础，无论怎样的掩盖都无法消弭本质。

这才有了当人们试图去建立“道德”这种存在时，义务论也只能把理性作为判定存在的基础，用来合理化一切加诸于非理性存在上的掠夺行为。

万般种种，不外如是。

也许只需要再有一两次科技革命，当人类的科技水平进步到，不再需要道德来调控人的主观世界，“人”、“道德”这些词就会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