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这就是中国人的“家羊之路”——羌人驯化了羊，并伴随着他们的迁徙让家羊遍布中国各地，在亦农亦牧的地方既种植也放牧，在适合放牧而不适合于种植的地方游牧，在适合种植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圈养。家羊，从中国西部的高地上缓缓而下，走遍中国各地，与神羊阿蒙和牧神潘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四羊方尊

所谓“家羊之路”，就是羊被驯化和传播之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驯化的羊（家羊）是从哪里来的。

家羊分为两种，即山羊和绵羊。今天，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在1万多年前，人类的农业文明开始从西南亚兴起时，当地的野山羊和野绵羊分别被驯化，然后随着人类的迁徙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这就是山羊和绵羊的起源。

《羊年谈羊》是中国林业出版社年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李湘涛综合了这种观点的种种言说，认为家羊的驯化以亚洲西南部为最早，家畜绵羊和家畜山羊几乎是同时期驯化的。并说：早在公元前年，伊拉克北部的若瓦舍密和沙立打山洞就出现了家化的羊。约旦的杰里科地区，大约在公元前年开始驯养羊，在伊朗北部的里海沿岸也在公元前年开始驯养羊，到了公元前年前后，山羊已经遍及西南亚地区。

如此，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家羊之路”也便被人们沿着丝绸之路定调了，即家羊是沿着亚洲西部的约旦一带传入中国的。我们暂不说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先来看看另一本书——《羊图腾》（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年），这本书全名叫《羊图腾：中国人也是羊的传人》，在挖掘、整合中华羊图腾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展示了中国人羊图腾文化内涵的精髓和博大精深的羊文化。但是，在一些写家的引用里，却总是拿古代埃及太阳神的前身就是神羊阿蒙、古代罗马传说中的畜牧之神潘（又名福纳斯，头上长着一对山羊角，下半身长着一条羊尾巴与二条羊腿）的形态是半人半羊等等说事，进而信誓旦旦地认为，羊的驯化从西南亚开始。

西周时期青铜羊尊

怎么驯化的？传言中是那里的人们首先发明了网，要比石器或一些其他工具捕捉野羊容易多了，漫山遍野地，人们布网捉羊，捉来得多了，吃不完怎么办？那就把它养起来吧，而长时间地养起来，就意味着野羊被驯化，成了家羊。所以，是谁先驯化了羊，还有一个谁先发明了网或者率先把网用于捕猎的问题，是亚洲西南部的先民吗？传言中没有答案。

我们要说的是，今天一些所谓的学者，在研究所谓的历史的时候，总有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总喜欢拿西方或者国外的历史来拿捏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以至于在关键时候间歇性地忘记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伏羲，华夏民族人文先始，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楚帛书记载其为创世神，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伏羲”二字含有将野畜降服成为家畜以供吃用、牺牲之意，“羲”字又以羊为部首，与羊的驯化不无关系。羊，因为相对于牛和猪而言，其性格温顺，比较容易驯化，从我国古籍的记载来看，中华先民早在夏王朝之前就学会了养羊，或者说是把羊给驯化了。《楚辞天问》中说，夏启在征服了有扈氏后，把俘虏罚作“牧竖”，强迫他们成为从事放牧牛羊的奴隶。这就是说，我国早在夏朝就有了为社会上层饲养牛羊的奴隶了，牛羊不但在当时已经被驯化，而且，养牛养羊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创富的手段，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青瓷羊

古羌族是我国古代民族中极其重要的群体，分布范围广，部落支系繁多，对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羌人就是“羊”和“人”，他们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学会了养羊的人，或者说是驯化了羊的人。同时，他们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成功驯养动物的族群，至少亚洲牛、羊、犬均由他们驯化而来。这个族群是以羊为图腾的，而其崇拜的羊图腾，甚至影响到了中华民族的主图腾是龙图腾。所以，今天的学者一般都认为，龙羊一体、龙中有羊，羊图腾与龙图腾一起形成了完整的中华和谐文化形象。甚至认为我们“与人为善”、“和而不同”、“中和”、“祥和”等等民族文化，均来自于羊图腾和羊文化（杨冠丰《羊图腾》）。

所以，我们看到的还应该有这些，而不仅仅是神羊阿蒙和半人半羊的牧神潘。应该看到，在人类之初，羊这种动物就是与人类相生相伴的，至于由野羊到时家羊，当然存在着各处的人们各自的驯化，而不应该是单一驯化，再由某地向各处传播。道理是很简单的，如同孩子出生后，即使家长们不让他们去上学，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也都会一些简单的数字加减，其中就是环境的使然。驯化羊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不存在单一驯化的问题。所以，“家羊之路”从西亚沿着丝绸之路至古代中国，完全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存在。

陶羊

如果说，在古中国境内还存在“家羊之路”，那也一定和古羌族的迁徙有关。相传，古羌族最早分布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之西的广大地区。先秦时期，他们大规模的迁徙有三次：

第一次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虞夏之际，一部分羌先民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而留居黄河以南，被封为许多方国；第二次是周幽王三年（公元前年），周幽王废申后，申侯发动包括羌民在内的西戎人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一部分关中的羌民东迁到洛阳附近；第三次是秦襄王五十五年（公元前年），秦国与晋国协议，将今甘肃陇山一带的羌民迁至今晋南、河南嵩山一带。

东汉后，古羌族迁徙更加频繁，于是便有了“东羌”、“西羌”之说。西羌人仍是原来意义上居甘肃陇右地区、青海湟水河谷、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广大地区的羌人；东羌人则指内迁到安定（今陕北榆林）、上郡（今宁夏固原）、北地（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的羌人，乃至于以后逐渐融入当地及其周边名民族当中。

应该看到，无论是古羌族还是“东羌”、“西羌”，他们生活和迁徙的路线，均处于亦农亦牧的地带，他们在这一带既可以放羊也可以种地，或者说是可以定居下来养羊，而不是一直居无定所的游牧。这是地理和气候的结果，也是中国人的“家羊之路”——羌人驯化了羊，并伴随着他们的迁徙让家羊遍布中国各地，在亦农亦牧的地方既种植也放牧，在适合放牧而不适合于种植的地方游牧，在适合种植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圈养。家羊，从中国西部的高地上缓缓而下，走遍中国各地，与神羊阿蒙和牧神潘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源于古代羌人的现代羌族

和古羌族对我们的历史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样，家羊也对我们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文化上的，羊作为重要的家畜，羊毛和羊皮在我国古代贸易中就有着重要的地位，过去我们打匈奴、古匈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他们抢夺我们的粮食，而我们的进攻也不能说没有想要得到他们的羊毛和羊皮的因素，因为在还没有棉花的年代里，再没有比羊毛和羊皮更便捷和更容易拥有的衣料了。

西汉时期，贤人卜式在养羊致富后，愿意捐出一半家财，支援对匈奴的征伐，当然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羊毛和羊皮，但同样有羊毛和羊皮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干一些更高级的事情，比如，春秋时代秦国的著名宰相百里奚，从前就是用5张羊皮换回来的。羊在这里作为一种财富，推动了我们对于人才的利用，这背后是中华各民族相互的发展和融合。

然而，对于老百姓而言，羊更多代表着我们的财富荣耀。《后汉书西羌传》中说，西北地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随处可见，养羊事关国计民生，是西北地区甚至超过了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产业，唐代更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汉代的基础上培育出了河西羊、河东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蛮羊等许多优良品种。社会上层不仅吃着羊肉，流行以肥为美，还把陶羊、青瓷羊及羊圈作为高贵陪葬品随葬。时至今日，在古羌族当年迁徙而过的那个亦农亦牧的区域，人们还把养羊当成一项最重要的副业，更别说由这个区域延伸至那些只能游牧的区域的人们了。

可以说，自中国“家羊之路”是这样的：自甘肃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的广大地区向周边不断延伸和扩散，可以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还包括着每一座帐房。一句话：只要是羊能活的地方，都有“家羊之路”的存在，就像羊肉可以被运送到每一个地方。历史，在这里是一个极其广阔和深厚的概念，事实也是这样的，而它，更需要那些研究历史的人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更高层次的思维。

今天，虽说羊在人们的生活中远不及古时那般重要，甚至必不可少，但中国的北方仍然羊肉飘香，甚至有人套用古诗说，何以彻底解忧，唯有手抓羊肉。而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为羊肉做个广告。内蒙古天然草场辽阔而宽广，总面积位居中国五大草原之首，是中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这里草原上的河水，基本都以泉水及雨水组成，几乎没有任何污染，所以，肉质鲜嫩、肥而不腻，让人难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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