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最初是怎样被驯化的？人类为什么要驯化马？答案无人知晓。但是，考古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马驯化的地理位置就在欧亚大草原之上，即使欧洲大部分地方都被森林覆盖，这些食草动物在大草原上，还能生活得很好。在欧亚大草原上，人类和马共享这片土地已经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

在大约年前，人类和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此前，他们之间只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之后，马的命运和人类历史的轨迹就相互紧密交织在了一起。

考古遗址中的“厨余”垃圾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从这些垃圾中，我们能够发现人们当时食用什么。在欧洲的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马骨一般只占动物骨头的一小部分。但是，在草原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却有大量马骨，比例可达约40%。在捕获并驯化马之前很久，那里的人们就依靠这些动物，并对它们非常熟悉。

马的驯化比牛的驯化要晚得多。到了年前时，养牛业已经传到了黑海—里海草原。第聂伯河附近的游牧民族南下来到黑海北岸，在那里接触到了农业民族。而这些农民正在向北向东迁徙，途中会带着他们的牛以及猪、绵羊和山羊。

养牛的人仍然可能继续狩猎野马，而不是去驯化它们。

人类学家大卫·安东尼认为，气候变冷可能是（人们驯化马的）一个驱动因素。如果下了厚厚的雪，特别是雪上还结了冰的时候，牛和羊都无法在雪中掘出饲草来，它们也不会打破冰去找水喝。但是这一切，马都会用蹄子来解决。它们能够很好地适应草原上寒冷的气候。

安东尼认为，在距今年到年间，气候变冷，牛群要艰难地熬过冬天，这促使养牛的人去抓捕草原上的野马。另一种可能是，人类在狩猎马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驯化了野马。也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来，人们都在狩猎野马，因而能够理解它们，于是抓住它们之后，就开始骑着它们再去抓其他的野马。但是，这听起来也有点太过刻意为之，掺杂了太多人类的谋略。最先跃到野马背上的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互相发出挑战，来做这种不可想象的、愚蠢而又勇敢的事。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的人们主要还是游牧民族，居住在临时营地里。他们捕获了许多种野生动物，从马、短角野牛一直到高鼻羚羊和赤鹿都有。

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一处名为波泰的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转变，大约在年前，人们开始转向专门狩猎野马。同时，波泰人也开始接受半定居的生活方式，他们看起来已经不是追逐野马的游牧民族了。他们的生活状态要稳定得多。

在波泰遗址以及其他公元前年的类似遗址中，绝大多数动物骨头都是马骨。很明显，波泰人食用许多马肉。有证据显示，波泰人不仅能诱捕成群的马，而且能够将马的尸体运回家。

这一难解之谜的核心部分是：那些马并非像沃利沙滩的马一样，在原地就被屠宰，它们被带回了人们居住的地方。考古学家认为，波泰人肯定是骑着马去打猎的，他们把马作为一种运输工具。但是，随着更多证据的出现，人们对波泰以及其他相关遗址中的考古发现有了不同的解读。在波泰遗址的考古发现物中，很少有矛尖，却有很多皮革加工工具，这些骨制工具上面有典型的微磨损痕记。这些线索说明，波泰人不仅仅猎杀马，而且还养马、骑马。为了检验这一观点，考古学家对证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研究。

虽然在不同马的品种之间，在野马和家养马之间，外形上只有细微的差异，但是，马的骨骼当中，腿下部的腕骨或胫骨蕴含着特别的信息。于是，考古学家就将波泰遗址中马的腕骨与其他地方、其他时期的马腕骨进行了对比。

他们发现，波泰马的腕骨很细，与人们在后来的遗址中发现的马骨类似，而可以肯定的是，之后这些遗址中的马都是家养的。波泰马的骨头与现代蒙古马的腕骨也类似，都是细长的。

之后，考古学家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波泰马的牙齿之上，并且有了非常了不起的发现。他们发现，在一颗前臼齿的前缘，有一条磨损的痕迹——牙釉已经完全磨损掉了，一直磨到了牙质。如果你看一下马的嘴内部，你就会注意到，在其前牙和后牙之间有个缝隙，这被称为齿隙。要在牙齿上造成这种磨损，只能在波泰马嘴里的齿隙定期地放置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明显也有磨损。另外两颗牙也有更加细微的嚼咬磨损痕迹。经过放射性碳测定，拥有明显磨损印记的那颗牙齿距今有年。在另外4块上颚骨的表面，就在那个齿隙之间，还有骨质增生，而这一地方恰好就是马嚼子在马嘴里的位置。

最后，考古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波泰遗址里的陶器。经过对蒸煮罐碎片内壁残留物的分析，他们不仅发现了马脂肪，而且还发现了马奶中的脂质。虽然猎人们猎杀到一匹哺乳的母马时，偶尔肯定也会尝一下马奶，但是，这些蒸煮罐中的奶质残留物说明，人们经常饮用马奶。

虽然与绵羊、山羊和牛的驯化中心以及“肥沃新月地带”相距甚远，但欧亚大草原的人们也独立地发展出了自己的乳品制造业。这是一种以马肉和马奶为原料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在哈萨克斯坦，这种方式经过了很长时间，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阿尔泰山区的牧民就继承了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用马奶发酵制成的马奶酒至今仍是欧亚草原上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饮品。

3种不同证据——马腿骨、马嚼子造成的磨损印记以及饮用马奶——的同时存在说明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到了公元前年时，古代哈萨克斯坦的波泰人已经养马、用马具套马并挤马奶了。但是，这还并非开端。考古学家把这称为“以前的状态”，它告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驯化马了。

马嚼子造成的磨损显示，波泰马是套有马具的。马鞍可能是用来赶马的，但更可能是骑马要用的。除了这一养马的证据之外，波泰文化本身可以追溯到距今年。

所以，人类开始骑马可能比这一时间还要早。在距今年的黑海—里海草原的墓葬中，除了牛羊的骨头之外，还有马的骨头。很明显，这些动物之间有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联系。因此，考古学家认为，早在这一时期，人们就有可能开始骑马放牧了。

其他线索出现在今天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多瑙河三角洲。那里发现了年前的马头骨权杖和坟头，这二者都是草原文化的典型特点。它强烈表明，草原上的骑马人在向南方迁移。

在那些古墓里，死者的陪葬品有贝壳和牙齿做的项链、斧头、弯曲的项圈以及铜制的螺旋手镯。铜是这些人与多瑙河附近的欧洲城镇进行贸易而换来的。他们已经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种具有良好延展性的金属闪闪发光，成了权势的象征。

除了马，在这次迁徙中，草原居民可能还带了自己的一种东西：语言。他们可能说的是一种原始的印欧语言，随着他们再向南迁徙，这种语言就进化成了安纳托利亚语。

所以，早在波泰文化出现之前的年，可能早在公元前年，人类就开始驯马和骑马了。到了公元前的第四个千年，即距今年到年时，在欧亚大草原以南、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山区地带，马骨已经变得很常见。

在黑海以西的多瑙河三角洲，人类也已经驯马骑马。在距今年的德国中部的一些考古遗址中，马骨出现的频率提高，从数量上讲已经占到了所有动物骨头的20%。这背后有着很清晰的关联性：人类的驯马骑马术得到了迅速传播。驯马和骑马术也传到了高加索以南地区。距今年之后，在苏美尔文明开始兴起之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经常有马活动。

骑马不仅仅推动了养马业，它还大大提高了放牧其他动物的效率。一个人带一只狗，如果徒步的话，可以管只羊；而如果骑马，再带一只狗，就能管只羊，并且活动范围也要大得多。活动范围的扩大肯定会引起牧民之间发生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联盟，互赠礼品就变得重要起来。考古记录中铜、金和珠宝的扩散说明，人们在追求身份地位并炫耀财富。而之前，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但是，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到了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一些经过精细打磨的石制权杖，其中有的还是马首形状。即使早在这一时期，骑马似乎也都与战争紧密相连。正式的骑兵要到年前的铁器时代才出现，但是，骑马术刚出现时，人们就会骑着马袭扰其他部落，偷窃他们饲养的动物，这又会引起部落间致命的仇杀。

到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末期，大草原上的牧民流动性又增强了。在这一千年开始的几个世纪里，气候条件改善，但是随后又恶化了。大型的畜群需要走更多的地方才能找到足够的牧草。这似乎催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牧民已经不能像在波泰一样，再继续过着半定居的生活；他们需要和家畜家禽一起迁徙。

对于迁徙，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马车，这些轮式车辆就最先出现于年前的大草原之上。这一推测听起来很精确。那么，在有关马车的实际线索很少的情况下，考古学家到底是怎样得出这一推论的呢？车辙一般保存不了数千年（即使人们发现了印记，也不可能将其与雪橇留下的印记区分开来）。

答案就在这些草原居民的墓葬中。草原居民仍然修建坟头，在堆土之下会埋葬他们的精英分子——通常为男性，而马车也会作为陪葬品下葬。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2年之间，黑海—里海草原上有一些宏伟的墓葬，墓坑中放置着尸体和拆解的马车。这种新的文化因这种墓葬仪式而得名“颜那亚”文化，颜那亚就是俄语中“坑葬”的意思。当然，当时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名字。

车轮本身可能并非在草原上发明的。人们认为，轮式车辆要么是来自西方，即欧洲，要么来自南方，即美索不达米亚。

最早的轮式车辆的图形是在波兰一处遗址中被发现的，时间约在公元前3年；而在土耳其发现的一件泥制车模型则是约公元前年的。有这些带有顶篷的牛车作为移动房屋，牧民就可以跟随着大批家畜家禽迁徙。当然，他们还会骑马。

考古学家认为，在四季的轮回中，牧民春夏两季会居住在开阔的草原之上，到了冬天则会在河谷中扎营。很关键的是，那些河谷中会有树，不仅能提供柴火，也能用以修理车辆。虽然“颜那亚”文化（其特征有骑马、以车辆作为流动的家、修建坟头等）存在于整个黑海—里海草原，但是各地区在饲养的家畜和种植的粮食作物上还是存在差异的。

在东部的顿河流域，人们主要饲养山羊和绵羊，只有少量的牛和马，用来搬迁。他们的食物除了羊肉，还有地里挖的植物块茎和藜属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与藜麦非常接近。而在西部草原，人们更多地处于定居状态，他们饲养牛和猪，种植一些谷物。

但是，与公元前年的那些早期骑马的游牧民族类似，颜那亚人并没有一直待在草原上。到了大约公元前年时，他们开始向西迁徙，来到了多瑙河下游河谷的匈牙利大草原。

另一方面，他们也向东迁徙，接触到了中国早期的农民。这样，在西方驯化和种植的动植物传到了东方。铜的冶炼也有可能从西方传到了中国。在颜那亚人之后，草原上的人们似乎还一拨一拨地向东西两个方向迁徙。在年的时间里，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有史可考的最后一拨人类迁徙是13世纪的蒙古人入侵。

史前草原游牧民族的迁徙对东方和西方原有社会的影响大不相同。在中国，游牧民族似乎融入了定居的社会形态；而在西方，他们侵占了原来被其他游牧民族占领的土地，这就产生了撞击效应，使得原来的游牧民族再往西迁徙。

颜那亚文化在欧洲的扩张有着深远的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遗传学家和比较解剖学家利用现代生物和古代生物（如果能够找到的话）的同异模式构建了种系发生图，这种谱系图能够说明进化的历史。语言学家利用比较语法和词汇，也可以做出不同语言的发展图谱。

许多古代和现代语言，从英语到乌尔都语，从梵语到古希腊语，都可以归入印欧语系。语言学家不断地追溯语音的发展，直到有了一种最接近原始印欧语的语言，这种语言一共有约1个不同的语音。这些语言学家是否找到一种古代语言的线索，很难验证。但是，考古发现揭示了赫梯语和迈锡尼希腊语中一些之前不为人知的单词。关于这些单词，历史语言学家也都做了正确的预言。因此，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语言学家所重构的语言发展图谱。

原始印欧语的片段中包含了水獭、狼、赤鹿以及蜜蜂、蜂蜜、牛、绵羊、猪、狗和马等词。换句话说，这种语言的根源是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后才出现的，操这种语言的人会用词指代家养动物。但是，“马”这个单词指的是否是家养马尚不清楚。然而，还是有其他线索的。这种重构的原始印欧语中有车轮、车轴和车辆等单词。情况似乎是，颜那亚人（欧亚大草原上骑马赶车的游牧民族）所操的语言是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基础。

今天，在欧洲、西亚和南亚，人们还继续使用这些语言。我们今天用的一些单词仍与欧亚大草原上那种古老文化（颜那亚文化）有隐约的关联。一想到这儿，该是多么奇妙的感觉啊！